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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百年忆三公

来源:兰州大学百年校庆网 作者:崔乃夫 时间:2008-11-05 Tag: 点击:

崔乃夫会见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

   兰州大学作为一所重点大学,屹立在祖国的西部,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能长期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较多的科研成果,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如国家对教育全局的部署、教师的认真负责、学生的勤奋努力等等。但在诸多的因素中,不能不谈到,起着重要作用有远见卓识的三位校领导。他们就是江隆基、林迪生、辛安亭。这几位校领导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都给兰大留下了宝贵遗产,形成了刻苦、朴实、严谨的校风。

一、辛安亭 

辛安亭(左)与教师交谈

 

  辛安亭是解放后最早到达兰大的,与其他两位相比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兰大的。1949年兰州解放,他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兰大。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短暂的兰州会战,原本简陋的学校已是一派破败景象。学校停课,人员流失,师生都处于待援状态。就在这时辛安亭走进了兰大。他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踏实苦干的精神,以身作则地宣传党的政策,很快稳定了局面,同时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不久辛安亭被调到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是叶圣陶),负责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工作。辛安亭这次虽在兰大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正是他打开了兰大新的一页。辛安亭在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一方面组织编写教材,另一方面还用他独有的文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和带有韵律的语言,撰写科普书籍,普及历史知识。如他写的历史歌中有这样几句“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两宋,元明以后是清朝。夏朝以来四千年,公元前后各二千。东汉以后公元后,西汉以前公元前。”虽只有短短几句,却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勾勒得十分清楚,对初学历史或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有帮助。

  辛安亭第二次进入兰大已是文革的中后期。他是被作为“解放”后落实政策的“三结合干部”进入兰大领导班子的。以他的作风和当时掌握实权的造反派是无法融合的。他当时的处境有点像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既无能为力,又绝不屈从,处于孤立状态。也正因此他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成了拒抗力量的代表。有一次我问他,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工作呢?他说:“不要怕,不理他们,趁着有时间多读书,多思考些问题,将来是会有用的”。他拿起一张纸片写道:“君子立本,本立而道生”。他要我坚持多读书,多研究问题,形势总有好转的一天,要为那一天作准备。

  我最后见到辛安亭已是80年代后期。他生了重病,住在北京肿瘤医院。他穿着一身病号服,面色苍白,显得老多了,但他仍坐在床上修改稿子。我们俩人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唯没有谈病情。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知道时间不多了。但他把生死看得很淡。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视死如归,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临走时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做。他微笑着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很好”。他去世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他当时正有一些苦恼事,但他从不向人开口,也不给组织找麻烦。

  辛安亭给兰大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作正直的人,作有骨气的人。

二、林迪生

 林迪生(中)与辛安亭(右)、刘冰(左)在一起

  林迪生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领导,差不多上个世纪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在兰大工作。即使八十年代他离开兰大后,每年也要回到兰大看看。他把兰大当成自己毕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地方。他爱兰大的学生,爱兰大的教师、兰大的一草一木。人虽走了,但这份情谊是割不断的。

  林迪生是日本留学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辛安亭走后,他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改任兰大校长。兰大多项重要事项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如新校址的选定和建设,重点大学地位的争取和确定,多名著名教授的聘请和委任。如朱子清、刘有成、徐躬藕、郑国锠、吕忠恕、赵俪生等,都是经过他争取而到兰大任教的。

  林迪生中等身材,腰部微驼,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说着一口带有浓重浙江的乡音,慢慢的,软软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和善、朴实,毫无锋芒。但在实践中,他是个外柔内刚的铮铮铁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是兰大唯一持不同见解的人,他反对在学生中划那么多右派,反对给一些教授戴右派的帽子。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支持者太少,力量太悬殊了。兰州大学还是错划了一大批右派,但无论如何林迪生还是表示了他的意见,而且坚持到底。但到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幸免,受到了批判,当作“白旗”剥夺了工作的权力。

  在文革时期,有一次我和林迪生同台接受批斗,不管造反派提出什么问题,用什么言词,他都不愠不火,只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有或没有,态度始终平和如一。批斗完了,我俩一起走下台,我发现他身体左右晃动,我赶忙扶了他一把。我震惊了,感到他的手那样有力,那样硬,像钢铁一样,正燃烧着满腔怒火。刹那间我深深感到这就是林迪生,这就是绵里藏针的林迪生。

  林迪生,对年轻人和学生始终是抱着爱护、原谅的态度。除了平时他对学生的关怀外,有一个突出的实例让我难以忘怀。也是在文革中,有一次批斗会,他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来,胸部和肘部等多处骨折,面部青肿,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不谈是哪个系,哪个班级的学生把他推下来的。有一次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有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何等胸怀啊!但对有些人他是不原谅的。原来兰大有一位副校长,多次在学校制造事端,在文革中继续给林迪生制造不实之词。对这样一个人,林迪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每当两个人共同出现在一场批斗会上时,林迪生都会一改平时的态度,声严厉色地进行批驳。当时很多人不了解,林迪生在这一场合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想恐怕就是爱憎分明吧。

三、江隆基

   江隆基是1958年底调进兰大的,1966年夏被迫害去世,共工作七个年头。比起前两位领导,他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短的一位。不过他是领军人物。如果只有前两位领导,兰大还不足以确定在全国大学中的地位,不足与名校比肩。就像是画龙点睛人,他就是那个点睛人。

  1958年,江隆基到兰大之初,他是毫无办法的。当时大炼钢铁的高潮才结束,到处是高炉的踪迹,大跃进、公社化的余威尚未全退,各式各样活动仍冲击学校的工作。1959年上半年虽稍微好了一点,下半年又搞起反右倾运动,继续是个很紧张的局面。1960年又来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大搞超声波、半导体、管道化和运缘杂交,以非理智性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他虽然看到了问题,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无能为力。伴随着这种局面而来的是粮食的短缺。伙食质量和数量都每况愈下,学生吃不饱,教师也挨饿,浮肿现象出现了,师生中出现了广泛的不安。

  任何事物的转变都是要一定条件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不久又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这就给江隆基创造了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他首先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调整干群关系,师生关系,青老关系,给一些人恢复名誉,摘掉帽子,安排工作。有些人他亲自登门道歉,提倡拉拉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次,整顿教育秩序,停止各种评比活动(如体育、卫生等等),限制总支和支部的权力,不允许随便停课,不经请示不许批判个人。重新制定开学、放假、考试和作息时间等制度,压缩劳动时间。每天上课前他都要在教室前看一看,看是否都按时上课了,有没有不开课的,有时他还亲自走入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课。第三抓教学质量。他提倡好教师上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在他的努力下,多年受排挤有经验的教师都走上了讲台。各系的开课计划都要经过严格地审查,凡是安排不当的都要调整。第四抓科学研究工作。对高等院校来说,科研与教学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没有高质量、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教学质量是提不高的,如果只抓科研工作而忽视教学工作,那也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的意义。江隆基很好地处理了这两种关系。在安排好教学工作的情况下,着力抓科研工作,恢复了一些停止已久的科研项目,帮助一些教授改善实验条件,拨足经费,配备助手,建设有机、细胞、核物理、磁学等重点实验室。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教师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生有书读了,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有一个从北大刚调入兰大的教师叫叶开沅,他说:“想不到在西北这个地方,还有这样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这可能就是对当时江隆基领导的学校工作的真实评价。

  事情就是这样,就这几项措施就把学校稳定下来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需要的要求。江隆基的几项措施正是符合了当时的要求。因为经过长期的运动,教师要教书,学生要学习,人心思定呀!抓着这点也就抓着了人心,学校的秩序也就恢复了。在这段实践的基础上,他写了著名的论教育“八条”。这是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概括,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经验总结。

  当写到这里时,我不能不谈江隆基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直言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从北大调到兰大,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流放。原因是他在北大反右运动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有些教授虽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但并不反党,不应划右派;有些学生出于无知,作了一些错事,也不应划右派。更为严重的是,当陈伯达发表“为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而奋斗”文章时,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没有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怎能建筑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拿起电话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虽然口头客气,说“可以讨论嘛!”但心怀不满,而康生则直接得多,他说江隆基“思想僵化”,“严重右倾”。反右还未结束他就遭到了批判,并决定调离北大 ,到偏远的兰大任职。江隆基是个不屈服的人,他到兰大仍然带着不改过去的作风,实事求是、不畏权贵的思想处理问题。他常说一句话是“我是吃西北老百姓的粮食长大,应当好好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隆基在学校的治理上取得了成绩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人格的魅力。因为师生相信他是正派的人、无私的人、是一心努力办学的人。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江隆基的教育思想、政治修养和道德品质比较的话,前两者是第二位,道德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是最值得怀念的。

  正当江隆基的教学改革取得一些成绩之际,1964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春节谈话,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认为当前的教育是拿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提倡“少而精”“开卷考试”。整个教育界又处于茫然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办了,学校工作只是靠惯力的推动缓慢前进。紧接着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教学改革工作彻底停止了。江隆基也屈死在这块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上。

  历史的考验在飞速的前进,不久将迎来兰大百年校庆,回忆这些往事,既有责任的一面,也有希望的一面。希望兰大更加辉煌,出现更加耀眼的领导人,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更高的教学质量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