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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冰同志《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有感

来源: 作者: 时间:2010-03-03 Tag: 点击:

 

刘冰,河南省伊川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根据地学习和工作。1949-1953年,在中共河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书记。1953-1956年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1956年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工作长达二十二年。1978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79年并任甘肃省副省长。1982-1986年先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常务副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以后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工作。

《风雨岁月》一书,是刘冰同志对亲身经历和体验清华大学文革历程的真实记录。书中记述了一个高级教育工作者的血泪亲历,一名共产党员的深刻思索和执着追求,一个富有智慧和无畏的正义行动,负责任地向未来镌刻下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从政治事件行进的脉络上,可以梳理出该书的一条主线:刘冰同志以及后来参与进去的其他清华大学领导同志几次上书毛主席、党中央,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反映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一些错误的人和事,直至1975年那两次上书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客观上激发了导致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的又一个著名公案。

 

经历过1975年的人,如果当时已经读了初中,对刘冰同志都是有印象的。在刘冰同志等人“状告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上书事件发生时,我是个十一二岁的初中生。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所就读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毛主席“批示”时有意拉长的声调,同时也把小平的“偏袒”,“刘冰等人”的“矛头”,“迟群、小谢”的受宠等名字和概念稀里糊涂搅在一起。回家问父母,曾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学工科的母亲说:“刘冰文革以前就是清华的领导,不是教授,应该算不上是知识分子”。曾在河南省政府经济厅工作的父亲说:“刘冰是洛阳那边的人,38式干部、做过团省委书记。邓小平不是管教育嘛(?)。”----都是答非所问。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大胆犯上的刘冰和当时众望所归、颇有作为的邓小平联系在了一起。

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个印象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80年代初参加高考填志愿时,哥哥有一个插友叫陈文,已经在兰大外语系78级就读,劝我报考兰州大学。我说文科还是报北大吧?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知道刘冰吗?刘冰是兰州大学的校长,在兰州大学读文科也会有希望的。肯定会有的!”“——就是75年上书毛主席的那个刘冰吗?就是那个受邓小平偏袒而得罪了“四人帮”的清华领导吗?那么有眼光、有胆略的人成了兰州大学的校长?”说话间,兰州大学在我的眼里,顿时和清华一个水平了。现在看,我当时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些幼稚甚至滑稽,但也就是这样历史地选择了兰州大学。入学之后,作为当时4000多名在校生之一,见到校长的机会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开大会、听报告的时候,或者说多闻其声、少见其人。刚住进了新落的5号宿舍楼,同屋混住的一位庆阳籍学长对我说:“你们新生有福气,刚来就住新楼啊。——这个楼不简单,走廊楼头里的水房都是校长亲自到工地视察,发现水房施工不合理,当场坚持让改的。刘校长人特别好、特别替学生着想。”后来,我还陆续听说了刘校长为解决学生纠纷,把闹矛盾的学生们都请到操场、面对面做说服和团结工作的事;为了解决食堂伙食不好、学生闹“罢饭”的问题,刘校长亲自到食堂和学生同餐的事;刘校长每年去学生宿舍看望新同学、了解生活的事。直到二、三年级之间的暑假时,我终于因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自行车考察队而亲身感受到刘校长对学生的信任和呵护。那时,吴景山学长用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代步、从兰州到克什米尔单骑两万里进行人文考察的壮举激起了兰大同学们行万里路的豪情,为此,刘校长亲自批准了“兰州大学蓝天丝绸之路考察队”骑自行车考察河西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活动,专门调用大小车辆、拨付了一万多元经费并开具了省政府的介绍信为学生的集体活动开路。现在回想起来,有那样的坚实保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多么地不易,40辆自行车骑行43天行程4400公里的短暂瞬间,铁马长河寻梦,八千里路云飞。生活拮据而内心豪迈的大学生活里,又一次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回想在大学及其以后的工作中,基于工作和学习思考的各种环境原因,我不时地想到在刘冰同志名义下留在中国历史上的那桩“公案”,然而却没有机会穷究它的本来面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得到了刘校长亲笔题名赠予的两个版本的回忆录而得以认真研读和体会记录在书中的这个重要历史地点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中的人和事,或慷或慨、或醒或悟。那是2005年,我争取到一个项目机会在北京接受培训,正值大学中文系的学长王睿、同学张瑞、学弟王皓等为刘校长的回忆录公开出版事宜而忙碌奔波,得知刘校长有关于清华“文革”的回忆录《风雨岁月》曾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于是兴冲冲地随同到老校长家中探望,心里揣着的是二三十年来萦绕于怀的对刘校长的崇敬和对那段特殊历史“公案”的好奇。2005年时节的老校长已经84岁高龄,看上去清癯消瘦,然而思维敏捷,满头银丝却精神矍铄。当聊起了学生和校长之间的仰慕和环顾,聊起了文革和反右运动的历史与反复,让我又一次对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发出感叹,刘校长不仅有着超凡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有着清晰的思维逻辑和坚定的政治判断标准。在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的这本《风雨岁月》扉页上,我幸运地得到了刘校长第一次亲笔给我的题名。

以后几年,这本内部发行的回忆录在我所接触到的范围内——不论是学友、同事还是领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要求这本书公开出版发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84月,《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终于由出版当代中国历史文献的权威机构——当代中国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在书中可以读到刘冰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组织下做党政以及教育工作的个人历史脉络。他从不满17岁奔赴抗战初期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经风雨、历沉浮,勤奋工作、努力思考积累了人生的智慧,支撑和延续他不断成长为一个青年工作者、成为清华大学这个重要高等学府的教育工作和管理者,1979年主政兰州大学之后,又担当起集省级地方教育、政府、党委于一体的综合领导职责的重要人生历程。

他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修订版)的《序言》中强调,在清华的工作经历中向蒋南翔同志学习、向教育管理的实践学习,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政策策略上以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队伍为目标,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清华大学这个海归俯拾皆是、大师遍地繁华的环境下,他是“土包子”管理高等学府的新型教育工作者,也是新领域里的党的工作者。这段经历形成了他赞成并坚持“两个估计”的思想观念,也对迟群、谢静宜之流在清华的倒行逆施产生了天然的反感。“红与专”方法的有效性、“两个估计”观点的正确性,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谛,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清华在那个年代培养的学生在当代中国担当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角色为此做出了历史的脚注。

“两个估计”作为对“文革”前新中国十七年教育事业的全面评价,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对关心新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围绕着它的是与否,它在清华舆论和思想认识中的地位,可以帮助追溯对“文革”发端的追问和认识,《风雨岁月》一书中给予了较为清晰的描述。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肇始于文教领域、发端一隅于上海、卷起狂飙于北京并推向全国,酿成中国历史是非曲直乃至影响世界政治、文化和教育历史的一个大“公案”,正是由此引发的。正如书中所描述蒋南翔同志所说的那样,清华教育事业对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有利和有功的事例,就是一个一个“红点”(当时的语汇:红色政治标记的事例),连接起来就是一条红线,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红色教育路线。同样围绕着他的是与否,刘冰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大智慧,用历史唯物论的是非观和认识方法不断深入思考,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判断,和身边的错误的人和事坚决抗争。基于这个大智慧,他的“上书”明事也明志,明确和坚持做党和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不为现象变幻所迷惑、不为个人荣辱而折腰,三次上书、恳切陈情,要还文革的真相于党和毛主席,还事实于“两个兵”的所作所为。

怎样判断当时的“教育路线”?刘冰同志书中描述了两种估价标准。一种是红与专与否,即是否讲求爱党爱国与科学质量;另一种是阶级斗争与否,表现为在党内斗争中支持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用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力进步,在当时,符合毛主席对建设国家的设想之一、认可的社会实践方式之一。清华大学是毛主席在“文革”中主抓的工作基层点,以他的历史地位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这个社会运动历史地围绕着他的政治理念和目的指向来实施,为他所使用的人的主观意识和个人能力、所利用的政策和组织方式而展开,各政治集团的角逐、各阶层人群在清华的活动聚焦了历经十多年的疯狂而沉重的中国历史。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和途径的思想理论虽然被党的舆论全面地表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但是在自诩为毛主席的“学生”、“士兵”——“四人帮”以及迟群、谢静宜那里,对毛泽东思想的“矫偏”、只剩下了阶级斗争,且阶级斗争被用作他们在清华乃至在全国追逐个人权力的工具。

“两条路线斗争”一词,后来出现在毛主席的著名“批示”当中,成了刘冰同志“走资派还在走”的政治戒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令箭。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一种政治理念和它的实践方式之间有着天然的差距。因为,选择斗争工具的主动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就会决定斗争的形式及其结果。简单地理解,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林彪、“四人帮”蛊惑青年学生的一部分人在无产阶级内部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打倒一切”,无疑是败坏党的事业和毁灭国家前途的愚蠢之举。在现在的环境条件下,我对毛主席“批示”及其揭示的“路线斗争”问题有这样一种判断:这个批示语言前后逻辑并不一致,一看就是多次谈话、插话和评论性语言的简单机械集合。于是产生了一种想象:依照毛主席平素里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加之他对“文革”八年后全局的判定——“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提出,可以认为他是以幽默和诙谐的用词表达他对刘冰同志等上书的“矛头”所指及其对党内正常存在着的同情写信力量的理解,而并非把这种行为当作不赦之罪而讨伐。推而论之,毛主席请刘冰同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说明情况就说明了他的态度是要“帮助”刘冰同志在政治路线全局的层面上认识与迟群的矛盾。相比之下,没有给因得不到政治权力而耿耿于怀的迟群以参加会议的机会,而且事后依然没有让迟群达到官升要职的目的。只是,历史具有的现实性特点所致,这件事还没有走到可能出现的毛主席要求双方做自我批评而告一段落的温和结局,就被因周总理的去世而随即带来的矛盾升级和激化所取代,酿成邓小平被再次去职的严重后果。总之,不论“批示”来自何种情形,它被“四人帮”及其喽啰利用以达到扫清政治障碍、组阁国务院的目的是确信无疑的。

 

《风雨岁月》是刘冰同志对个人经历、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描述。仔细研读,作者在国家的特殊历史阶段和事件中个性和党性表现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大凡在历史描写和心灵展示的真实、公正方面,直面他人已经难能可贵,坦诚解剖和分析自己的勇气更然可嘉。在90年代著书的时候,“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书中仍可以看到刘冰同志依然袒露出在过去的岁月里具有的忠于党和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对同志和组织充满感情的赤子情怀,以及对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为的真实描写。阅读这本回忆录,不仅能够看到他崇敬领袖、追求真理的个人思想真实和与人为善、知恩图报的个性真实,而且也能够看到他严格遵守党性原则、组织程序的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坚定果敢又灵活处事的个人素质。

读这本书留下的印象里,富有理性的政治思考和斗争技巧固然深刻和有益,个人遭遇中的血和泪却令我动容动心,因为它蕴含着作者的人品和情操。他在“文革”初期坦然面对群众斗争而不与群众为敌的心理和态度;被造反司令蒯大富等囚禁10个月之久,毒打、折磨和生活刁难,血把衣服粘在脊背上,啃窝窝头喝冷水,并不屈服于这种极端行径的淫威;他对黄报靑同志的钦佩之情;等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节操。刘冰同志在书中多次描写到自己的泪水——对自己辛勤工作换来违心地承认是“走资派”的屈辱,领袖们去世时的悲痛之心,对受冤枉和伤害的其他同志的歉意,等等。男儿有泪不轻弹、伤心总在有情处。正是在“文革”前后那种斗争思维方式营造的社会氛围内、政治思维取代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刘冰同志的这种表现才显得他人性一面的格外真实,而且在几十年后毫无保留地把这些细节写进书里,表明了他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和勇于解剖自己的坦荡胸怀。正如他推崇的那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作者在书中多次再现和描写了自己和“造反派”妥协和让步的情形,也有人把他的个人检讨看作是他“软弱面”的表现。但在我看来,刘冰同志把妥协和让步当作方式方法而让位于党的组织原则,让位于个人理想中的崇高境界和党性底线。一事当前,他总要从党性和组织原则出发去判断是非、把握自己的行为;一祸临头,他总要从共产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和依赖出发行事而舍弃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和度量。掩卷静思,党的生命力植根于这样的党员个体,党的事业繁荣集成于这样的个人奉献。

  

  OO九年夏于兰州   

 

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

张 滨,河南沁阳人,1981年考入兰州大学, 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供职于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调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