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第一学府

1965年秋天，我踏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想在这5年的大学生活里将自己造就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当时，兰州大学是甘肃声誉很高的学府。兰大是那么陌生而美好、新鲜而神秘。美丽的校园、宏伟的校舍、浩瀚的图书、知识渊博的教师、操着各地口音的同学，连操场都比中学里的大，真有点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每天早晨，起床铃还没响，操场上就传来了读外语的声音。这些男男女女，在灰蒙蒙的晨曦里，几乎是用相同的姿势捧着书，聚精会神地朗读着外语。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好像世界上只有自己，似乎外界的一切都无法干扰自己的这项“神圣的事业”。起床铃响过，宿舍里灯火通明，操场上又传来了震撼大地的跑步声。几千双脚在操场上奔跑，青春的脚步不停敲打着大地，也敲打着我的心田。这些脚步声好像在告诉我 ：大河啊，你努力吧！现在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就看你如何学了。

兰州大学当时不但学习条件优越，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好。

饭厅门口，光荣榜上有三名全校模范学生的照片，有一名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的学生艾南山。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通过了三门外语的考试。我每次去饭厅吃饭，都要看看这些照片。艾南山这时已经毕业留校，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每次见到他，总是恭而敬之，因为我崇拜他，他是我们的榜样。

那时的大学生，不光我这么想，大家都有这种思想，现在这么说，一点也没夸大。当时在大学生中间，从来没听说比吃穿的事，包括女同学也是这样，唯一的攀比话题就是看谁学习好，谁的论文发表了，谁攻下了几门外语，很少有整天谈恋爱不管学习的事。

当时兰大的学生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的居多，而且他们不少来自乡镇农村，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陕西、河南的学生身穿手工纺织布缝制的粗布衣衫，脚蹬慈母做的老布鞋。要是你看到打赤脚去上课的学生，那准是四川人。这些四川人地理课可能没有学好，来到兰大报名，全部行李就是一张凉席。但是，这些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从宿舍到教室，从资料室到图书馆，到处都有他们学习的身影。他们为什么能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上？我想除了从小养成的纯朴、踏实、艰苦朴素的品德外，恐怕还有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的原因。他们都笃信 ：将来能挑重担的人，必先在年轻时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困乏其身。

那时不光是学生朴素，教师乃至校领导也非常朴素。在全国享有那么高声誉的江隆基校长，也无非永远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但在学生的眼里他就是权威。崔乃夫教务长平时穿一套颜色较深的中山装，在学生眼里就是相当好的衣装了。林迪生副校长爱学生如亲生子女。有些学生家庭十分困难，有时连买书本的钱都掏不出，不得不大着胆子到林副校长家借钱。他总是慷慨解囊，也不问这位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没到买书本都拿不出钱的地步，但每当听到这些在兰大校园里流传的佳话，便十分感动，也为我党培养出的这批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而自豪。

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也可以造就人才。那时的大学生，临毕业时的全部财产，除了书籍和被子外，只有一个从糖业烟酒商店花一二角钱买来的旧纸盒子，里面装着上五年大学穿用的全部衣物。那时的大学生，根本没有什么新潮衣衫、新潮发型之类的装扮。听说现在有的大学生每月要花两百元（编者注 ：本文写于1990年），有的甚至要花三四百元，我看这不是件好事，物价高了是事实，但追求享乐、生活奢侈是不足为训的。在这个问题上，家长恐怕要有清醒的头脑。大学学习期间连集体宿舍都不愿住、集体伙食都不愿吃的人，将来能去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地贡献力量吗？能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吗？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大字报与实验报告

年轻人做事，特别是做学问，一定要有韧性，要有毅力，要坚持不懈、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这样才能出成果，才能使你的人生选择不落空。

走进地理系，就意味着这一辈子要与山川河流打交道，就意味着以后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苦，对于这个问题，学地理的人都十分清楚，所以吃苦对他们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 ；也正因为有思想准备，地理系的学生对锻炼身体抓得很紧。我们每天都要练长跑，星期天还要练爬山，为将来进行野外考察、开展专业工作准备身体条件。

我很羡慕我们系上的一位老教授王敬尊先生，当时他都近60岁的人了，每天坚持锻炼，在野外工作时，爬山如履平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50岁出头。我的目标就是要像他那样，练就一个好身体。所以我不管天阴天晴、天冷天热，每天都练长跑，时间久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根本没人管了，早操也没人组织了，但我仍然坚持。有的同学觉得我有点傻，说我神经病，这年头每天大清早还起来跑步，跑个什么劲儿？我照练我的。当时我锻炼身体是一个目的，锻炼意志和毅力是另一个目的。我倒要看看，在别人不干的情况下，我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在大学期间的身体锻炼和毅力锻炼，并没有白费功夫。我这次横穿南极，开头一个月几乎是跑着前进的。可以想象，在那么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如果没有我年轻时练就的长跑功夫，没有毅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在大学里练长跑、爬山的往事。我庆幸，当年没有半途而废。

人在一生的生活、工作或战斗中，“坚持”二字与成功的关系非常大。有许多人，许多事，坚持一阵儿，就成功了，就生存下来了 ；而没坚持过那一阵儿，就失败了，就被迫消亡了，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我们系一年级开设的全是基础课，有自然地理、普通地质、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和外语等几门课。第一学年结束后，按照惯例要到野外进行地质实习。这次实习是何志超先生带我们去的，地点在窑街煤矿。

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在何先生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撰写了一篇实习报告。

实习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袭来了。一夜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涌上了学校的墙壁，我们地理系的教师，年龄稍大些的，无一幸免。在那种形势下，真有点谈学色变的味道，谁都不敢谈学习专业课，教师更是人人自危。我把这份报告写完后，就悄悄地收起来了，再也没敢拿给别人看。没想到，被批斗了好长一阵子的何志超先生，有一次悄悄地找到我，将那份报告要了去，给我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在结尾处又工工整整地批了个“优”字。后来，何先生又划掉“优”，改了个“合格”。原因是按学校规定，实习报告只分“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何先生的批语是 ：“条理清楚，有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何先生在那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还关心着他的学生的成长，这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多么高贵的情操！这份报告，我一直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到今天。“人们对教师的态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这话一点不假。教师职业永远闪耀着光辉，教师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支通亮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编者注：1971年，秦大河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和政县一中担任中学老师。）

“贼心不死”

我搞科研的心思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说叫“贼心不死”！

1974年放暑假，我回家路过兰州，住在我姐姐家，拜访一下施雅风、谢自楚的想法又向我袭来了，过去几次都因为找不到引荐的人，放弃了，这一次，不管有没有人引荐，我一定要见见他们。

我大着胆子来到了冰川所的传达室。因为我谁也不认识，进门就说 ：“我想找一下施雅风和谢自楚。”传达室里的看门人说 ：“施雅风出差了，谢自楚在，可是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

“我到他家去找。他家住在哪里？”我不甘心地问。

传达室里的看门老同志见我很是急迫，就告诉了我具体的楼号和门牌号。

我找到谢自楚的家，敲开门，见一位40岁左右的人正在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讲话。小姑娘因有病发烧正在她爸爸怀里撒娇。

他堵在门口问 ：“你找谁？”

“找谢自楚。”我说。

“我就是，你有啥事？”他问。

我见人家不热情，怕发生误会，就急忙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最后怕人家不要我，没敢说想到冰川所工作，只说对冰川学很感兴趣，想学习学习。

没想到，我的话刚一说完，谢自楚态度马上变了，大开房门，十分热情地请我进到屋里。谢自楚当时已经是个有名的科学家了，但住房却很差，只有一间屋子，连自行车都没地方摆，只能斜着摆在屋当中。

我勉强找了个凳子坐下，和他交谈了起来，越谈越投机。最后，他很感慨地说 ：“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你却自己找上门来，我真高兴啊！”接着，他又询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并记下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名字，临走还给了我一些冰川学方面的资料。

没想到，那次毛遂自荐竟成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

我和谢自楚的联系一直没中断，他常给我寄些冰川资料来，使我的专业水平提高了许多。后来，我的同班同学张文敬调进了冰川所，他就代替谢自楚与我联系，给我寄资料，并极力为调我进冰川所到处活动。

那时候调动一个普通业务人员，尤其是从县里调进地处省府的科学院，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从说调我，到真正把我调进所，前后费了好几年。

谢自楚先生一边让张文敬帮我抓紧专业知识的学习，一边自己骑辆破自行车到处反映情况，四处游说。

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调进冰川所，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憋足了劲，想在所里好好地干一番事业。

有人说，一个人成才或取得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 ：天赋、勤奋、机遇。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智力发展正常的人们，应该说天赋是基本平等的。勤奋是什么？勤奋就是在科学道路上坚韧不拔，它来自对科学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进步的高度责任感。

在我国的科研人员中，绝大多数人具有勤奋的素质。至于机遇，它就像一条滔滔不息的河，就在你身边，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不停地流淌。它的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眼力去认识它，有没有能力去抓住它！

我的导师

1978年7月，在调进冰川所两个月后，我通过了研究生二试，考取了兰州大学地理系李吉均教授的研究生。我将在那里学习3年，攻读硕士学位。

我的导师李吉均先生个头不高，是典型的四川人模样。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这位先生，但没有听过他的课。同学们对李先生的评价是知识渊博、口若悬河，其实这也是地理系许多老师的特征。

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学地学的人常年工作在野外，性格粗犷豪放 ；地学是古老的科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所以这些老师们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无所不通。李教授正是这类人的典型。他讲述一个问题，可以由古论今，从中至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大篇，而且鞭辟入里，令你茅塞顿开。李教授治学严谨，态度认真，对事业一丝不苟。他搞研究或写学术报告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台前，好像与世隔绝了一般，甚至连吃饭都认为是多余的事。他在教育上讲究因人施教，考虑到我今后从事的专业需要，在冰川气候变迁方面教会了我许多研究方法。这些知识，在我的科学考察工作中，特别是我在南极站当越冬站长的时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教授为了使我们在专业上有较快的进步，还特意为我们几个研究生设计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叫研讨式。具体的做法是把我们4个研究生分成两组，让每组在两个星期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实际上是每四个星期我们每个人就要做一次学术报告，请所有的教授和研究生都参加听讲，然后再组织讨论、研究、评论。这种做法对我们学习的自觉性促进很大，同时，自己在听别人的报告中也得到了启发和长进。

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的专业知识有了很大提高，知识面拓宽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这种学习方法，因为题目自选，资料自查，所以灵活多变，生动活泼，改变了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的教学方式。李教授甘作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他对我们不但要求严格，而且还手把手地教导，特别是在带我们去野外实习时，那种勇于实践、不怕吃苦的精神，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的论文，他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他却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最多将他的名字署在我们的名字后面。我们参加工作后写的论文在发表前他也进行了认真的指导和修改，但他从来不准我们署他的名，甘做青年人的人梯，为青年人的成长奉献力量。

李吉均教授不但是我做学问的导师，也是我做人的榜样。1980年10月，我获得硕士学位，返回冰川所工作。

来源：甘肃教育出版社